光明日报出版社即将推出的《中国知青情恋报告》，由活跃在中国文学出版界的知青伉俪章德宁、岳建一历8年时间广收精编而成。这部由《青春炼狱》、《青春祭坛》、《青春极地》三辑力作构成的大书，视角广阔，笔触深入，再现了当年所有知青群落苦涩而又苍凉万端的爱情景观，写透了知青情恋的清与浊、凡与圣、奇与怪、惑与悟，堪称一代知识青年的情感史记。本刊特从书中撷取两个片断，供读者先睹为快。
——王春英，北京知青。陕西宜川县医院护士，45岁。6个儿女的母亲，6个孙子孙女的奶奶。
她的故事，就像信天游，被黄土高原淳朴的人们创作着，传颂着……
第一次见面，在宜川县医院宿舍院。
王春英很冷漠，进屋让我坐下，自己却站着，好像随时等我出去。她双手抱在胸前，面无表情，“说吧，还谈什么？该说的早说过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别再采访我，我都烦了。你们出书了，上报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不还在这儿呆着？”
传说中的黄河船工二缠子——周延才，站在她身后，中山装敞着怀，脚踩毛绒绒的棉拖鞋，花白的平头，一手叉在腰里，很有男子气。
“去吧，去吧，”他说，“跟北京老乡聊聊，人家老远来的，你中午回来。”
王春英没再说什么，就顺从地跟我走了。
在县招待所，她低头对我说：“我这人，吃亏就吃亏在太善良，那时太苦，谁对我好，就跟谁了，没想以后，更没想怎么带他这几个孩子。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回去，实在办不回去，退休也要回北京去！”
我吃惊了，这怎么不像传说中的王春英？
“我们几个在这儿结婚的北京同学，凑在一起，老是后悔。我跟他们说，后悔有什么用？如果世上有卖后悔药的，我花多少钱也买！都怪咱们当初没脑子。”
“当初不是他救了你？”我问。
“瞎扯！哪有这回事。不信你问他去。”她扬起头，非常生气。
“那你当初不爱他？”
“那叫爱呀？公社五花大绑把他绑走了，说他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那时候，这个罪名要判十几年刑！我去找人，公社说，要不你们就办结婚证吧？我说，那就办吧。事儿是我惹的，他婆姨死了以后，我老去他家帮忙，弄得人家都以为有什么事，我不想连累别人。”
后来，在采访二缠子时我才发现，这件事上，他俩的说法不大一样。王春英当初不是迫于无奈。
王春英自己生的儿子，已经转回北京，她最担心的，是她这个上高中的女儿。“我想让她在北京上大学。在这儿，没前途，没发展。”
二缠子前妻的几个孩子，除一个在县城工作外，其他三个都在村里成了家。王春英想赶快躲开他们。
“有时驴死了，牛死了，就来要个二百三百，有时带着孩子看病来了，连吃带住，我都得管。满身是土，脏了吧叽的，还老不带着钱，吃药打针，都得我垫，你也不好要，自己娃嘛，好像就应该的。将来，等我那几个孙子孙女大了，再来这儿上学，那还有完？”
她详细告诉我，如果我想帮忙，应该从哪入手。
“你回北京，你家掌柜的怎么办？”我问。
“他当然同意。我先和小女子回去，他退休再回去，可以给人看大门看自行车，他现在在医院烧水，在北京，他也可以给人烧锅炉看大门嘛。”她说得很轻松。
“你家掌柜的今年多大？”
“50。”
就是说，二缠子等到退休，还有10年。后来我知道，在这件事上，他俩的意见，也不完全一致。
我提出，去她原来插队的村里看看，她不想去。“娃家里穷，脏得很，还有虱子，你不怕？”
经再三恳求，她勉强答应，一再叮嘱：“咱们可说好，我不在那住，要住，你自己住！”
破旧的吉普车，在狭窄颠簸的山路上行驶，两边没有一点绿色，王春英坐在前面，沉默不语，对车外的一切，毫无兴趣。
开车的周师傅，是二缠子本家，比二缠子小两辈，王春英知道后，开始问这问那。
我给周师傅递烟，她示意我点好了再递。然后对周师傅说：“按理，你还得管我叫娘（奶奶）咧。”说得周师傅哈哈大笑。
途中上厕所，她问我：“你要这车多少钱？”
我告诉她。
她责怪我：“周家都是老实人，生活不容易，你干嘛压这么低？”
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不容易，他不是承包了这车？”
她摇摇头：“你看他抽烟能看出来。北京人就是这样，我妈在农贸市场买菜，几分钱还跟人家抠，我们这嗨儿人可老实，从来不这样。”
汽车经过新市河地段医院，王春英要求停车。她跳下车，带我爬上石阶。在一排破房子前，她要和几个农村姑娘合影。
我问：“这都是谁？”
“同事的婆姨，那时我在药房，我家掌柜的管收费，我们带着小女子在这儿住了四年，她们对我可好。”
“你看那边，”她拉着我说，“我来的时候，我家掌柜的牵着小毛驴，就在那接我们，他这人不像一般的农民，可聪明，爱说个笑话，人可有意思。”
“他有文化吗？”
“初中，你别看他这人，什么都会，吹口琴，拉胡琴，会打石碾子，就连赌博也老赢。现在人家每天都看新闻，哪个领导访问哪，记得可清了，我老托人给他带杂志看。”
“是什么杂志？”
“那叫什么？《新华文摘》吧。”说着她脸上有了笑意。
后来我问二缠子，二缠子说：“我哪有什么初中？有小学就不错了，我现在看看还行，说写，还老写不好。”
王春英又拉我到路边，“你看，我们吃完饭就坐在这儿，看路上的汽车，脚下这是云岩河，能一直流到黄河去，水可清，可凉，夜里睡觉，能听见它哗哗的声音。”“你看这石桌，我们中午还在上面睡觉，凉凉的，可舒服。”“来，咱俩在这合张影吧。就在这桥洞下面。后面要这山，还要这条河。”
耀眼的阳光下，王春英在石板上跳来跳去，好像换了一个人。
中午，来到阁楼乡，我请她和周师傅吃饭，王春英要给村里的孩子买吃的。我说：“你看买什么？我来。”
她犹豫了一下：“买20个馍吧。咱们几个回去，得在娃家吃饭。”
我拿出塑料袋，让店主装了30个馒头，问：“还要什么？”
她拿了几包两毛一包的瓜子，一斤5元的糖，说给孙子孙女吃。想了想，又要了一个水果罐头、一小包饼干、两包一元一包的工字烟，说是给哥哥。二缠子从小失去父母，只有村里这个哥哥把他拉扯大。
“28年了，你说话怎么还是北京口音？”我问。
“没变吗？”她笑了，“我有意扳着呢！一回北京，我妈老嫌我说话土。我只好扳着点，不过也老忘。”
果然，在阁楼乡，一碰上满身是土的乡亲，她又是陕北腔儿了。人们都跟王春英打招呼，让她到家里去坐，她也动不动就掀帘进去，害得我直担心上路的时间。
“这嗨儿我也呆过。”她说。“那时我家有彩电，别人都来看，土哈哈的农民，还带着孩子，进屋就脱鞋上床，有时孩子就尿在屋里地上。我给他们倒水，准备吃的，我们关系都可好，没有什么北京人，也没有谁看不起谁。要是在北京，能有这感情？”说着她白了我一眼。
北京17年，陕北28年，王春英的心，究竟离哪边近呢？
这是一个几百人的小山村，至今没有通电，每周定期放水，5毛钱一汽油桶。农民有买不起的，就赶着瘦弱的小毛驴，走几里山路驮水。只要有依山朝阳的地方，就会有几面窑洞，门上挂个破布帘子，就是一户人家。狭窄的黄土小路，忽上忽下，把这些破窑洞连在一起。
王春英领我走进一扇破门，告诉我：“这是我三娃家，我原来就住这儿。”
窑洞很深，空空荡荡，足有五米长的大炕，炕上是几摞黑乎乎的被子，地上一个破柜子，和几口盛水的大缸。
一进窑洞，王春英长舒了一口气：“可到家了。”说着一偏腿，坐在炕沿上，顺手拿起一条脏毛巾，掸衣服。她把馒头拿出来和儿媳妇商量晚饭吃什么。
儿媳妇望着婆婆怯生生地说：“家里除了面，啥也没有了。”
王春英四外看看，“这是我老同学，不挑什么，就弄点山芋，再做上点面吧。”她招呼一个孩子去叫几个孙子孙女。不一会儿呼啦啦就跑回来六个，个个满身是土，小脸黑里透红。王春英摸着脑袋每人分了一包瓜子，几块糖，给我介绍：“这是老大家的三个，这是老三的两个，这是老四的一个。”
我问：“老二的呢？”
“他俩在县城，还没娃呢。”说到这儿，她忽然骄傲起来。“你没见我家老二哪，打扮得可体面，跟他们几个不一样，人家上的是省级中专，分到县水利局工作。那时老二一年年补习，考试，老是差一点点，他爸不想让他考了，我不干，我对几个娃说，你们几个，总得有一个给我念出来。我训他，逼他，给他创造条件，非让他考，后来还真考上了。”
窑洞的墙上，糊了不少《卫生报》。王春英说：“我专门为他们订的，我看完了，就留着，他们上去时，带回来，让他们两年糊一次墙，也显得里面亮些。”
她抱起老四的孩子，摸着小脸，心疼地说：“老四可怜，他哥没娃，从小把老四给了过去，我老觉得对不起他，等我将来退休了，就让老四接班。”
“老四给他哥时，你和你家掌柜的结婚了吗？”
“还没有。不过甭管谁给的，都是自己娃呀！”
“你家老大今年多大了？”
“比我小12岁，也是属兔的。结婚那会儿，最小的4岁，大的才8岁，下工回来，娃都睡着了，做了饭，一个个叫起来吃，有时看着几张小嘴管你叫妈，要吃要喝，也挺可怜的，那时他们都穿着破衣服，趿拉着破鞋，我就纺线，让别人帮着织布做衣服。我纺的线可粗咧！”
说到这儿，她笑了，并且有些得意，“这嗨儿的活儿，也就织布我不会，其它的，我都会做。”
王春英说起过去很轻松，像在说别人的事情，其实就在这条大炕上，王春英生下了自己的两个孩子。
怀儿子时，她怕人看出来，就用带子把肚子勒紧。生产时，她躺在炕上，任接生婆长长的脏指甲，在她身上胡乱动作，她连哭带叫，头往墙上直撞。
第二个是女儿，她自己接的生。那时没有酒精，她就用白酒把剪子擦干净，自己忍着疼把女儿生了下来。
她不愿在人前流泪，因为当初所有的人都劝过她。她不好意思见同学，因为好心的同学见她和二缠子结婚，都很生气。
为了多挣些口粮，村里的活儿，什么工分高她就干什么。粮食不够吃，一家人喝稀的，再不够，地里还有南瓜红薯，树上还有榆钱儿。她在地里干活，儿子就拴在家里。
在外面，她嘻嘻哈哈，有说有笑。回到家里，面对空荡荡的窑洞和满炕的孩子，就暗自落泪。
同学一个接一个地走了，回北京了。她站在窑洞前远远望着，走一个哭一场。二缠子劝她，她就和二缠子吵。
“我家掌柜的人好，善良，老实。如果这人是可有可无的，我拍屁股也走了。那年，我妈让弟弟带着路费来接我，我不走，我爸让我去兰州工作，我也没去。”
王春英的父亲曾是我国一个大水电站的党委书记，父母都很早参加革命，她从小生活条件优越，家里有保姆。现在父亲有病，也是住北京的高干病房。
“我妈来信从不提他，我弟弟妹妹也从不叫姐夫，我有时心里特别扭，结婚这么多年，儿子都这么大了，他们怎么还转不过弯来？我儿子说，妈，以后你回来，就住我这儿吧。”王春英说到这儿，伤心极了。
出了村，一条山路曲曲弯弯，在山梁间绕来绕去，山坳坳里，经常冒出一片片洁白的羊群，匝羊肚毛巾的羊倌，就在一边漫不经心地轰赶着。
我们呼哧带喘赶到黄河边，已是满脸通红。
王春英指着黄河大声说：“你看，我家掌柜的原来就在这儿扳船，我常从那儿下水，游到对面上岸。他船扳得可好，水性也好，每天能挣10分，是最高的！”站在黄河边，王春英扬眉吐气，两眼放光，像在谈一个英雄。“他人长得精神，一站船上，可帅气。他在前面扳船，我就跟在后面游。”
“他不是什么队干部，可队里有什么事都找他商量，他脑子好使，什么事都想得周到。大家可拿他当回事咧。”
“那年，我们背着我那个男娃回北京，就从这儿游过去，到对面临汾上火车，孩子在他背上让水呛得直哭，我们把衣服放在浑退（羊皮退毛后冲气的一种水上工具）里抱着。我家掌柜的边游边对我说，回去以后，要是你妈看不起我，我就走！”
“结果呢？”
“我们呆一个多星期就回来了。家里虽然烧了好多菜，就是没话，饭桌上一句话也没有，那滋味也够难受的。”说着，王春英的脸色又暗淡下来。
王春英说着突然转头看我：“其实，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？北京人有北京人的苦恼，陕北人有陕北人的欢乐，谁也代替不了谁！”
“我才来县医院几年？已经考下了护士师职称，我现在有好几个获奖证书。去年，我和我家掌柜的都是先进个人。他在医院水烧得好，卫生打扫得也可干净，大家都尊重他，叫他老周。”
“我在医院每年抽查，病人对护士投票，我也总是最高。我对农民有感情，不巴结谁，也不看不起谁，出门在外，谁也不带着锅灶，人一辈子都是这样，对人好一些有什么不好？人混到这份上不容易，有时想想，回到北京，就再没有这些了。”说完她呆呆地望着脚下的黄河。
是啊，回到北京，就再没有这些了。王春英曾说，我什么苦都吃过，回到北京卖冰棍，卖报纸，白天黑夜的干都行，只要能生存，为的是小女子，不能让她像我一样。
但到那时，王春英心中的痛苦，会比现在少吗？
回到三娃家，天色已暗，饭还没有做好，老三干完活儿回来，坐在门坎上抽烟，暗影里只看见他蓬乱的头发，和嘴里一亮一亮的烟火。
三媳妇用陕北话和王春英唠叨，说着说着还哭起来。她说老大从北京带回的那几件衣服，一件也没给他们，她嫌丈夫不能干，挣不了钱；她觉得娘家村儿比这儿富，当初看王春英是北京来的才嫁给老三。说着手下飞快地切着山芋片，一边还照看着灶塘的火。
王春英用陕北话劝她，宽慰她，然后小声告诉我：“她就是这样，话也说了，活儿也干了，几个儿媳妇，就属她利落。你看她身上穿的还有她娃身上穿的，都是我给的，我哪个娃也不会亏他们。”她接过儿媳妇手里的刀，麻利地切起来。
老三儿子的腮腺炎还没好，小脸通红，还在发烧。王春英疼爱地把孙子拽到怀里，在两边下巴处摸，“不行，这针得赶快打，药还有吗？拿来我先给他打上。”
三媳妇一听又嘟囔起来，“家里就这点花了（棉花），不卖花就没钱买药，现在卖花又价钱最低，想等等都来不及。”
王春英皱了下眉：“明天跟我去阁楼吧，我把药买下，你们带回来给娃打。”说着她蹲下身，把孩子衣服撩起来。
才几岁的孩子听说打针，乖乖地趴在水缸边上，亮着小黑屁股一动不动。
王春英打完针看我一眼：“瞧瞧，这嗨儿娃就是懂事，要是在北京，不知要闹成什么样呢！”
一大锅盐水煮面片，一盘馒头，几根炒豆芽，我们围坐在土炕上，狼吞虎咽。王春英端着大碗吸溜着：“快吃吧，吃完带你到我哥家去，再去刘堂家看看，以前我们可要好。”
晚间的山村飘着一股亲切的烧草味儿，不时听见几声细细的羊叫和孩子的哭声。她带我来到当年知青时住的窑洞。窑洞已经完全坍塌，只有几只小羊羔，围在那里静静地舔着草根。王春英有些难过：“唉！怎么就让它塌了呢？”
刘堂婆姨看到王春英，嘴咧得很大露出满口黄牙，她拉着王春英手迫不及待拽到炕上，俩人像多日不见的姐妹，亲亲热热挤在一起。
外面，天色已黑。窑洞里，王春英弯腿卧在炕上，团成一团，西服委得不成样子。在她眼前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北京，没有了过去，也没有了将来，只有温暖的大炕，可信赖的朋友，幽幽的油灯。
从刘堂家出来，四外漆黑一片，各家窑洞的油灯，都已经熄了，山村里，寂静无声，只有天上的星星，密密麻麻，显得很乱。王春英好长时间不说话，我跟在她后面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赶。
走着走着，她突然站住脚，黑暗中传来她切切的问话：“你说，在北京，能有这样的感情吗？”
我一下愣住，无法回答。是的，寂静的山村有它寂静的故事，喧闹的北京有它喧闹的声音，人，本来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，出生地的区别，有时却把人拉开了。就像天上的星星，那里很亮，却离这儿很远很远……
回到老三家已经很晚。
王春英问我：“还洗吗？”
我说：“家里水少，我也累了，算了吧。”
“那就睡吧。”她爬到炕上，伸了个懒腰，“唉，真想脱了衣服睡，一睡这炕，心里就踏实，哪也没有这么舒服的炕呀！”
看我躺下，她把被子翻过来，为我盖上，吹灭油灯。
星光透过窗棱，撒在炕上，炕的那边，三媳妇咳嗽了两声，我闻着被子上异样的气味，听王春英用陕北话和儿媳妇拉起家常……
临行前的一个晚上，王春英找来几个在当地结婚的北京人和我见面。招待所对面的小饭馆里，我买了几听饮料，几袋瓜子招待他们。
口音还是地道的北京口音，相貌，已与当地人分不大出来。一位男士，嘴里叼着几毛钱一包的香烟，头发蓬乱。
他们七嘴八舌向我倒苦水，诉说着心里的不平衡。
说起来都管我们叫知青，我们还算是知青吗？再过几年，都要退休了。我们在这儿安了家，死，也是这儿的鬼，就凑合着过吧，等将来娃大了，我们也就完了。
我们这些人，有的在北京就和父母挤一间小房，有的父母都不在了，回去也没地方住。我们的婚姻，当初家里都不同意，现在孩子回去，家里都不爱看。我们就好像被人遗弃的一样，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。
宜川现在就剩下我们十几个了，整个延安地区也不过300多个。那回，北京来了好多当年的知青，就从我家门口过，也没来我这儿看看，我心里窝囊好长时间。
外面，歌厅里播放着流行歌曲《九百九十九朵玫瑰》，我问他们，你们喜欢听这样的歌吗？
回答是，顾不上或者不喜欢。他们说，只喜欢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”那类的歌，但不能唱，一唱，就想起过去，心里就难受，就想哭。
王春英对我说：“不要问我们这些人是怎么过来的，我们都记不清了，我们是有意识地忘记了，不想记住那些。我们的婚姻，家里都不同意，我们这些人都硬着这口气，不求家里。”
临走，我送他们出来，其中一个，又悄悄返回小饭馆，她用塑料袋把桌上吃剩的瓜子收起来，见我看她，有些不好意思：“还不少呢，带回去，给娃吃。”
回到招待所，我向同室的一位延安女干部讲起这些，她冷静地笑了：“你别同情他们。这些人，到现在这一步，有社会原因，也有他们个人原因，你不信，即便在北京，就是在延安，他们也混不好，他们老躺在北京人身份上睡觉哪成？心理永远不会平衡！人嘛，到哪说哪，北京人怎么了？当初全国人都在受难，北京人就不该受？现在，全国人都搞改革，你北京人就该吃大锅饭？当然，王春英例外。”
几天以后，在北京，我和王春英通了电话，她告诉我，听说她的那个电视片在北京得奖了。她还说，前几天，一个同学回来，在她家吃的包饺子，可热闹了。我说：“别说了，真让我嫉妒。”她笑：“谁让你时间那么紧？”
在电话里，王春英说话又是陕北腔儿了。（蔡平）
（由于版面所限，本报刊发此文时略去了有关婚恋过程等内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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